80有如布兰代斯大法官（Louis Brandeis, Jr.）所言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
[32]为什么？道理就在于每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但各州的众议员数量不同，因此参议院的认可为的是确保各州对联邦法官人选（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有同等影响力，避免人口多的州对人事权有更大影响。本文关注的宪制问题，因此一定有关一国的政治构成，有关一国的长期政法制度实践而不仅仅是法律实践，直接有关该共同体的发生和持续。
因为这就会冒犯他们的信条和利益：宪制或法都是现代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产物，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专制。前文就曾提到一点，很容易为人们忽视的一点，《大宪章》的几个版本曾先后受到教皇的谴责或认可。在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146年的六个多世纪间，在欧洲南部，地中海东北部，包括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许多小岛上出现了众多城邦，最多时据说有上千个，这些城邦先后形成了，然后又因种种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演变出各种宪制或政体结构。反观历史还发现，作为副产品，《王位继承法》的另一宪制意义在于促成了大英王国的形成。英国的历史才能告诉人们，特别是告诉中国人，这份文件尤其是这一条款的宪制意义。
[37]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1，The Found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8]Mortimer J. Adler， and William Gorman， The American Testament， Praeger， 1975，P. 87 [39]大量美国史学研究都表明内战之争并非是否解放黑奴，而是如何保存联邦。必须以众多有关事实的陈述来支持古代中国宪制问题的特殊性，最终却还得由读者自己判断，能否接受这些陈述隐含或趋向的那个结论。所以，在1930年代以来国民党的攘外与安内的政治变奏之中，新的立宪派就又开始了积极的政治努力，他们为上述两大协商制宪任务而积极奔走。
1946年1月25日，政协通过《宪草修改原则》十二条（即政协决议）。应该指出，国民党的反弹可以视为对旧政协工作性质的一次质疑：这到底是一次以国民党《建国大纲》和约法体制为前提的、针对国民党版的《五五宪草》的一次修宪行为，还是突破国民党法统而直接诉诸人民主权的一次制宪行为？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理解自然是前者，而民盟等立宪派与共产党的理解自然是后者。[2] 有关对话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八二宪法与现代中国宪政的演进》，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6月号。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和组织化的立宪派对此心领神会，积极奔走。
新宪法被束之高阁，国民党重回军政阶段，孙中山的三阶段论开始从头演绎，直到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完成政治民主转型。田：他们的这些努力还是很有成效的。
有关论文参见高全喜：《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中共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1953年通过了《选举法》，启动代表选举和正式制宪，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田：所以，后来甚至有民主人士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否还有必要存在。[10]尽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新宪法通过之后依然保持较浓厚的专制色彩，但该部宪法在整体上确立了理想主义的基本框架与标准，同时也成为台湾地区民主运动的法律基础。
[14] 关于中央对这一政党等级制的演变及其合理性说明，参见《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2007年。这一学术调整的效果是显著的。宋案之后，国民党内黄兴等人主张法律解决，上海地方司法机关积极介入，发出了对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传讯命令，但孙中山坚持武力解决，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之下，政协领导权归属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在制度上与共产党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政治竞争。
第二，政协委员应具有明确的代表性与选举程序，具有确定、唯一的选举基础。[15]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3）在行宪意义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之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宪法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未来中国，无论是两岸政治统一，还是大陆自身的政治转型，政协的基本经验都不容忽视，不可或缺。
但事与愿违，孙中山的建党事业并未显示出太大的成效，直到后来借助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援助而完成国民党的改组与改造之后，才轰轰烈烈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五四宪法之后，政协的宪法地位一直不够明确的根由。这里不存在政党父权，却存在具有父权意味的政党兄权，长兄为父。[9] 张君劢先生对该部宪法用力颇深，在宪法草案正式通过之前即开讲该部宪法之基本原理与制度，对宪法之解释与宣传颇有美国式的联邦党人风范，参见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载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田：面对民盟等立宪派以及作为实力派的共产党的政治协力，国民党很难再坚持原议，不得不逐渐敞开政治胸怀，放松政治立场，容纳体制外政治力量的实质性参与。故而，欠缺决策权配置的政治协商不具有政治性，不具有代表意义，只具有咨询意义。
这部宪法成为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主要起草人张君劢因此而享有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共产党主张政治民主化优先，这样可以获得政治安全保障。
宪法角色 田飞龙(以下简称田)：高教授， 您好， 很高兴应您之约继续就百年中国的宪政转型主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一方面，他们利用地方性影响积极承担起革命之后地方秩序的维护责任，确保江南地区的基本稳定。
如果没有科学、优良的制度设计，参与就只能是走过场，当下中国公众参与的公信力危机源出于此。近些年中央也不断重申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这里的有序不能被仅仅理解为走过场式的程序编排，而应具有政治代表与政治审议的意义。
尽管每年的两会已成宪法惯例，但政协会议在制度上不可能做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政协委员们可以议政，但不是在议会内议政，而是在自身的委员会内议政。这部新宪法在形式意义上终结了国民党的训政阶段，兑现了孙中山的宪政承诺，彰显了辛亥革命内蕴的自由民主价值，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现代立国与六法全书体系化的一个高潮。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其实可以有更丰富且更有实践价值的解释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突破八二宪法确定的党的领导，而只是将政协制度由政党制度改造为国家制度，将其由前国家状态推进到国家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1946年的旧政协就是国民党从训政转型为宪政的制度中介。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大在《政协宪草》基础上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宣布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实施，正式结束训政。
这些挑战无法通过民生议题予以有效应对，因为民生的根本在民权，在于有效制约政府侵权，同时精英层追求的不是社会保障意义上的民生，而是政治权力[9] 张君劢先生对该部宪法用力颇深，在宪法草案正式通过之前即开讲该部宪法之基本原理与制度，对宪法之解释与宣传颇有美国式的联邦党人风范，参见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载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高：关于作为政协决议的《宪草修改原则》，共产党在国民党压力之下曾有妥协意见，但很快收回妥协，坚持原议。[内容摘要]政协制度是中国现代立宪史的重要创造，是政治宪法的制度性表现，具有深厚的宪制功能、价值意蕴与演化潜力。
田：看上去这样一种政党制度安排有其合理性：（1）克服了西方政党政治的不稳定性，形成了超稳定的政党结构，形成了政党与国家之间稳定连续的领导关系。在共产党的教义体系内，新民主主义只具有过渡性质，联合政府也只能是一种暂时性安排，在条件成熟时自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协定认同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高：对，应该从政治决断的宪法意义上，来看待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高：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确实需要注意国共两党的差异。1949年的新政协直接作为制宪会议制定颁布了《共同纲领》，开启了大陆版的共和立宪序幕。
高：作为一种理性和平的转型方案，中国可以缺失以执政权为标的的周期性政党选举，但不能缺失议会内各政党的组织化竞争。1950年代的历史就印证了这一政治路线图。
双十协定确实构成了中国战后国家重建的政治决断基础，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继续。旧政协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多元主义的氛围中发挥历史作用的。
